近期的社会史研究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即受到象征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力求从文化的意义上解释一些基层社区的格局及底层人民的行为。以往的社会史研究基本上体现出的是两种倾向，一种是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分析法的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影响，比较强调通过对经济利益（如土地、财富）的占有程度来划分社会层次，理解各层次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发生原因。这样的分析路径很容易把社区生活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利益角逐的场所，从而遮蔽了对其复杂功能的认识。另一派受社会学中功能学派的影响，往往把社区历史按照普通人民功能需要的角度加以理解，也就是说，普通民众生活需求的要素分析成为社会史的主要任务，这固然可以使原来基于利益分配格局之上的社会研究趋于复杂化，对基层生活的理解也更趋于丰满，但一些非功能性需求如祭祀、社戏等属于心理精神层次的内容仍未被纳入视野，而象征人类学对此层面的解释为社会史研究进一步拓展建立了理论前提。象征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在此不再赘述。[59]其在西方中国学的研究中已渐成气候，在国内社会史界亦已有人小作尝试，如陈春声在《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之神庙系统为例》一文中，即尝试着运用类似理论考察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神庙系统与信仰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关注多重因素对这种互动节奏的制约。